《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選載(二)

2018-05-16 15:52 來源: 本站 訪問量: 759 字號:

   

我們是1月13日出發的。近平和我們幾個都到了北京站,當時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擠都擠不動。有知青,有來送行的家人,還有維持秩序的警察、軍人、車站工作人員,整個站臺擠滿了人。當時,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為人太多,他們沒能擠到前面去。

我們乘坐的“知青專列”能容納1000多人。車停在那里等待出發的時候,我們心情還是很好的。有這么多人送我們,場面這么隆重,有點兒像去當兵的感覺,覺得還挺光榮的。可列車一開動,車上車下就是一片哭聲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為畢竟都是些十幾歲的孩子,大多都沒怎么單獨離家出過遠門。

多年以后,近平曾在一次訪談中回憶起當時出發的情景。他說:“在去延安的專列上,我記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個專列上沒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當時車底下我的親屬都說,你怎么還在笑啊?我說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這兒有命沒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這不是好事嗎?我哭什么呢?他們聽后就破涕為笑了。”

“知青專列”從北京出發,經過河南,過黃河大橋,沿著隴海線,一路到了西安。沒換車,火車又開到了銅川。抵達銅川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過饅頭、咸菜,之后就準備出發了。出發的時候,天已經亮了。一兩百輛大卡車來接我們,那個卡車還不錯,上面加了一個篷子遮風擋雨。我們把行李卷、箱子都放在車斗里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輛卡車能坐二十幾個人。近平和我上了一輛卡車。我們上車的時候,看到當時的情景壯觀得很:前面出發的車在環山路上排成了長龍,黃土滾滾,鋪天蓋地。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從來沒有放棄讀書和思考”》

一下子從繁華的首都來到黃土高原的山溝里,心理上很不適應。我們這些城里長大的青年,雖然在60年代初期也曾多次經過學軍、農村勞動的鍛煉,但即使是在農村參加“三夏”“雙搶”支農勞動,也是由學校選擇條件比較好的農村生產隊,勞動時間很短。因此,最初對農村的認識,完全是從書本上得到的。1969年1月,當我們乘車前往陜北途中,就被沿途漫無際涯的光禿禿的黃土高坡所震撼,進入眼簾的盡是“窮山僻壤”,我們無法將眼前的情景與革命圣地、與自己的未來聯系起來,竟有同車人懷疑司機是不是走錯路了。到了公社和生產隊,看到農民驚人的貧窮,心中詫異:“新中國成立已經十幾年了,怎么竟還有這么窮困的地區和農民?”那時,我心中感到非常茫然和失落。

農村過“四關”,實在不易。先說“跳蚤關”,我想每一位在陜北插過隊的知青都有切身體會。剛到生產隊的那幾天,我們幾名知青身上都莫名其妙起了又紅又大的腫包,奇癢無比。由于不知道腫包生成的原因,我們也不知道該如何對付。后來才慢慢知道是“虼蚤”咬的,隨后也聽說了不少有用的或無用的應對辦法,比如,“不讓豬、狗等牲口回窯”“喝本地黃土煮過的水”,等等。我們還從文安驛買了一大包“六六六”藥粉,大量撒在炕席下以求驅趕跳蚤,但效果不彰。近平身體雖然好一些,但反應仍然很大。他身上的包又紅又大,再加上撓破的血和感染膿滲出,看上去很嚇人。為了盡快熬過“跳蚤關”,我們想了不少應對措施。首先是盡量保持窯洞里外地面的干凈,盡可能經常掃地灑水,將窯里地面浮土掃干凈,減少跳蚤出現的可能。另外就是在進入窯洞或上炕前抖動褲筒,把跳到身上的零星跳蚤抖掉。在窯洞里停留時盡量離開地面,減少地面上的跳蚤跳到腿上的機會。那時你如果走進我們的窯洞,常常可以見到近平、我,還有雷榕生挽起褲筒“圪蹴”(陜北方言,蹲)在各自的凳子上聊天拉話的滑稽情景,我們認為跳蚤跳得再高,也不至于從地面跳上凳子吧。此時如果梁玉明走進窯洞,會故意抖動褲腿,說自己身上有不少“虼蚤”帶進窯洞,引起我們哄笑。這種情況持續了一年多。最終解決是搬到了大隊為知青修造的新窯洞后,周圍豬、狗等牲畜較少出現,同時我們的適應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至于“飲食關”,主要是粗糧多,我們不會粗糧細做,加上沒有油水,肚子里總是感覺空空的。蔬菜很少,基本上是有什么菜下來就吃什么。那時候搞“以糧為綱”,蔬菜種得很少,土豆胡蘿卜當家,由于不會保存,爛的、凍壞的不少,也不能保證充足供應。農民們吃的菜,主要是酸菜。他們一般在秋后腌上兩三缸酸菜,有白菜、胡蘿卜、洋柿子(陜北方言,這里的洋柿子是指青西紅柿)等。這些腌菜缸放在窯洞里,窯洞的空氣中彌漫著一種酸菜的氣味。我們由于懶,借口“不會腌菜”就不腌,于是就沒得吃。有時就向關系較好的老鄉,如武鐵鎖、薛玉斌等要點酸菜吃。梁家河后隊的老鄉都很同情和理解我們這些知青,也從沒有拒絕給我們“挖”一碗酸菜。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70年的四五月,長期沒吃到新鮮蔬菜的我們喉嚨中都“燥得冒煙”。這時正好碰上房東張馬有家要將前一年的酸菜倒出來騰出酸菜缸清洗,準備秋冬再腌新酸菜。張馬有的婆姨(陜北方言,妻子) 過來問我們要不要倒出的酸菜,給我們拿來了一大盆。我和近平感謝之后不由分說下手抓起酸菜大嚼,直到把那一盆酸菜全部消滅掉,才心滿意足地舒了一口氣。

再一個困難就是缺油。由于沒有油,主食就吃得特別多。由于沒有油水,也鬧出不少笑話。近平說過一件“吃生肉”的故事,很多人向我求證,我回答確有其事,因為我也是此事的親歷者。1972年12月,福建莆田小學教師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信反映一些知青生活困難問題。1973年4月,毛澤東回信李慶霖,并隨信附上人民幣300元,“聊補無米之炊”。1973年下半年,延安地區革委會作出決定,對當時仍在生產隊勞動的知青每人補助200元人民幣。于是我和近平共得到了400元生活補助。有了這些補助,窘迫的生活稍微寬裕了一些。1974年的春節,我們過了個肥年,買了大概幾十斤豬肉。當時買的豬肉質量不錯,感覺肉像玉雕一樣整齊漂亮。我們那天包了些餃子,在準備煮餃子時近平說了個笑話,說在作家梁斌的小說《播火記》中有這樣的情節,主人公之一運濤說他的愿望就是要用幾斤豬肉包一個大餃子,一口咬下去,“能咬出個小牛犢來”。我們又說笑道,國外有一種很嫩的小牛肉可以用刀片成薄片生吃。這次買的豬肉質量很好,大概也可以生吃。我們倆哄笑著,真的用刀試著將其中一塊凍得微微發硬的瘦肉部分小心片下來,你一片,我一片,蘸醬油膏吃。也許是餓的時間長了,肚子里沒有油水,那一塊生豬肉的瘦肉部分竟讓我們吃完了。生肉吃完了,我們費了兩三個小時包的餃子也在20分鐘內風卷殘云般吃光了。

說到“勞動關”,實事求是地講,我們剛到生產隊時勞動積極性都不那么高。一是我們尚未養成勞動習慣,也不適應強度較高的勞動;二是一開始給我們評工分,一天只給6.5分。那時候隊里一個強壯勞力一天的工分是10分。而知青的工分連一個婆姨都不如。如果早晨不出工,我們就只能掙5.2分。據了解,前一年(1968年)一個工(10分)分值只有1角1分。換句話說,我們勞動一天掙的5.2工分也就只值5.7分錢。一年工分1200分,就可以保全年糧錢,也就是只值十三四元錢。所以,那個時候的勞動積極性就高不起來。當然,時間長了,近平的思想有了變化,與老鄉接觸多了,勞動也習慣了,養成了吃苦耐勞的精神,工分也漲到10分了。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

近平以前提到的過“跳蚤關”,這對我們知青來說,確實是非常難忘的記憶。陜北那個地方,像貓啊,狗啊,豬啊,這些動物身上都有跳蚤,它們沒事都喜歡往窯洞里面跑,這樣就把跳蚤傳染給了人,人和人之間又互相傳染。我們6個人在一個炕上睡,只要其中一個人身上有跳蚤,其他5個人也不能幸免。有時候我們生產隊開會,甚至一個大隊的幾十個人都擠到一個窯洞里,實在擠不下,門口外面再坐幾個。人擠人,人挨人,跳蚤和虱子肯定是要傳染上的。

跳蚤一咬,身上就起包,癢起來非常難受,抓來抓去的,皮膚就抓破了。但到后來,我們就習慣了,也學會了防治跳蚤的辦法:燒一大鍋水,把衣服燙一燙,衣服里面的跳蚤就都殺死了。

一開始,上廁所我們也不習慣。當地的廁所,就是在窯洞外面找個角落挖個坑,四周一擋,就是廁所了。廁所又臟又臭,冬天蹲在那里,寒風吹得人渾身哆嗦;夏天,蚊蠅到處都是,所以我們在那里,都養成了快速上廁所的習慣,方便完了就趕緊從廁所里逃出來。像我們現在這樣,坐在家里衛生間的馬桶上看書、玩手機,一坐就是半個小時,在當時是不可想象的。在陜北農村,洗澡也比較困難,淋浴當然沒有。冬天,我們就只好燒點熱水,拿毛巾擦一擦身上。天氣轉暖之后,我們6個人一起到溝里的水井旁邊去洗澡,這樣就省得把水擔回來洗了。擔水要走十幾分鐘,我們剛來,還不怎么會挑水,為了圖方便,就到那口井旁邊沖涼了。雖然穿著游泳褲,但是村里人笑話我們,說大小伙子還光腚,以后我們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

對于吃的東西,我們也很不習慣。不過,我們剛去的頭兩天,各自到老鄉家吃派飯,伙食還可以。我們給老鄉支付4兩糧票和2毛錢,老鄉盡量給做好的,把家里平時舍不得吃的都給我們做上。有玉米面饃饃,有豆面饃饃,這就已經是當時最好最有營養的食物了。老鄉家里的小孩都看著我們吃,很眼饞。當然,這和我們之前在北京吃的伙食比起來差太多了。

后來,我們在自己的灶上吃,伙食就更差了。當時我們十六七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每天吃野菜團子、黑米糊糊、玉米糝子這些非常粗糙和難以下咽的糧食。有時候,我們能吃上小米飯,這就算是最有營養的了。但小米飯太干了,感覺沒法吃,一嚼起來滿嘴竄,咽不下去。我們經常吃不飽肚子,晚上睡覺的時候,躺在炕上,我們就聊吃的,越聊越餓。

到了春節,生產隊為了歡迎我們,特意弄了幾桌好吃的,并且讓全村人都來吃。那頓飯真不錯:有八大碗,有各種菜,還有炸酥雞。那頓飯吃的香得不得了,我們都驚嘆:陜北咋還有這么好吃的東西?

正月十五過完了,整個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殘。我們當時還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我們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飯了,從這里走到銅川、西安,沿路乞討。

我們了解這個情況后,非常震驚,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鄉,自己肚子都吃不飽,甚至還出去要飯,卻沒有虧待我們知青。這些事情,加深了我們對這片土地的了解,增進了我們對父老鄉親們的感情,更促使我們進一步認識社會的現狀,加深了我們對這個國家的認識。

石春陽的父親給我們做了一段時間飯后,我們就開始自己做飯了。我們知青有國家補助糧,每個月四十四斤原糧,其中有玉米、小米。我們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著吃,有時柴燒光了,玉米碴子還沒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得吃夾生的。沒有菜,大家就讓我去跟老鄉要點酸菜,我就硬著頭皮去要。因為陜北很缺菜,老鄉也很困難,他們的酸菜都很少,但是我們知青去要,他們還是會給一些,有時候能給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來,我們六個人一人分一點,就著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勉強把肚子糊弄飽。

近平后來在訪談中回憶起酸菜,他說:“長時間吃不到酸菜,還挺想。”這就是那個時候留給我們的特殊記憶,因為那種條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經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沒有放棄讀書和思考”》

一開始覺得很不適應,我們畢竟都是大城市里長大的,覺得陜北農村的生活各方面都太艱苦,太原始,什么都不方便。現在我倒是覺得,年輕人多吃苦,多體驗,對成長有很大好處。

講到生活方面不習慣的地方,我就想起以前我在電視上看到近平接受采訪,談到“過五關”的時候,一講到“跳蚤關”,我就笑了。這是一種會心的笑,只有我們這批人才能講出這樣的話。這讓我想起我們當時所經歷的“磨難”。近平講得非常真實,沒有經歷過那種生活的人,說不出來這些細節。

我們剛到陜北,身上就開始長大疙瘩,那時候都不知道是跳蚤咬的。這種包比蚊子叮得還嚴重,我們用手反復地撓,撓得多了就撓破了,流血。當時的被子都不像現在,是沒有被罩的,我們的白色被里上粘得都是血點。身上的這些包,撓破了就疼,不撓破就特別癢。我們問村民,他們也說不明白怎么回事——當地人都沒有這個毛病,北京娃娃來了怎么就得這種病呢?

有些知青就往家里寫信,也沒有說明白,就說身上總是起很癢的大包,家里回信就猜測說,可能是水土不服吧。到了后來,我們才發現是跳蚤咬的。在陜北農村,家畜家禽的身上都有跳蚤和虱子,窯洞里四面都是黃土,地面不像現在鋪地磚,當時都是壓實了的黃土地面,跳蚤在里面很容易滋生、繁殖。而當時的生活普遍貧困,北方農村的老鄉,一年到頭也不洗澡,冬天穿著大棉襖、大棉褲,棉衣的縫里面都是虱子、跳蚤。后來我們告訴老鄉,我們身上起的包是跳蚤咬的,他們還不相信,不停地說:“我們咋沒事呢?”其實,他們在這個環境中已經適應了,身體對虱子、跳蚤的毒素已經有了免疫力。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實現了精神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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